国家治理主要方向：空间治理

　　空间的商品化和空间的公共性不协调。人们向城市的集中，造成了土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，空间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实现了商品化。在城市里，人们生活在空间中而非土地上。对于大部分从农村流动或者移居到城市里的人来说，空间是有限的，只能满足居住的需要，并且生活其中也需要购买各种服务，而不能像原来那样依靠自己的土地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。这就推动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，人们更加依靠市场以及国家。空间的公共性也显得愈发重要。因此城市化在加速人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中，也使以土地为基础的治理向以空间为基础的治理转变成为必要。

　　空间的多元化与空间的协调性的矛盾。城市边界的开放，大量人员进入城市，并且在城市中流动，打破了原有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关系，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行政隶属、地域分布转变为分工、收入、消费以及身份认同等，并不断地细化，由此形成了持续的多元化社会空间生产机制。与社会多元化相伴的还有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显性化，这推动了社会群体空间意识的苏醒和对于空间权利的争夺。空间的协调除了要调节不同群体，尤其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对于空间的利益诉求外，还要考虑人口与环境的关系。因此，在多元化条件下，保持城市空间内部的协调性成为新的问题。

　　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日益分离。这种分离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人们流动性加强而出现的。住房的商品化、就业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产业布局的调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，特别是相互距离的扩大，压缩了人们在生活空间中交往的时间，使得生活空间简化为私人的休息空间。而留在生活空间中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，他们对于生活空间有更具体的需要，但是在空间权利表达上面临着各种障碍。这样，虽然城市人口在增加，以居住小区为载体的生活空间在扩大，但生活空间的治理远远没有跟上。

　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脱节。个人权利意识以及居住空间的楼宇化，大大强化了私人空间意识。但是，居住的集中化也需要构建起适当的公共空间，为人们交往提供基础。显然，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公共空间的构建滞后于私人空间的强化。其原因为：一方面，公共空间在物质形态上受制于掌握规划主导权的国家和资本；另一方面，公共空间的构建需要积极的公共参与、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。公共空间的滞后制约了公共意识和城市认同感的形成，加重了城市社区的陌生人化。

　　规划空间与实际空间的脱节。在城市化过程中，越来越强调规划先行，但是许多地方的规划经常脱离当地的实际，误导对现实空间的设计和改造。或者是规划的尺度过大，忽视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、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条件；或者是规划简单照搬，甚至拙劣模仿其他地方，尤其是发达地方的景观风格，不顾当地的自然条件、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生活肌理等，打造新的景观、建造新的城市；或者规划只重视地面建筑，忽视地下基础设施；等等。因此，我们会看到，一些城市虽然规划得很宏大，建筑很气派、洋气，但是由于居住人口有限，城市里缺乏生气，沦为“鬼城”，出现大量烂尾工程，荒废大片土地。